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有两大弊端：一是生产力低下，土地产出有限，二是老百姓识字率不高，信息传播手段落后，舆论及话语权被少数人控制。两大弊端导致了封建社会的两大恶果，一是土地兼并，二是人亡政息，严重限制了封建王朝的发展。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的进步史，对土地的热爱，已是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因为土地就是粮食，拥有土地就代表着生活温饱。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土地兼并是古代王朝出现三百年周期律的主因。
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特权是造成土建兼并的原因之一。例如土地投献制，明嘉靖朝朝出台的士人优免额度：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明万历朝更改确定规模更大：甲科京官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未仕进士优免田三千六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这是朝廷给士绅阶层的特权，为躲避赋税和徭役，许多自耕农主动变成黑户，将土地投献给有功名的士绅，并交纳一定的钱粮，当然比赋税要低。土地的大量集中，最终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欲贫，社会财富极度不均，埋下极大隐患。所以中国古代人口数量因为统计方式和隐匿户籍的原因，数据不是很准确，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才解决了这个隐患，政府统计的人口数量大幅增加。
历史上的盛世，大多发生在王朝初期或战乱之后。王朝更替经历了战争，人口消耗严重，土地重新分配且大量剩余。例如东汉末年、隋末唐初、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等，人口缩减都在50%左右。隋朝统一后的大业五年（609年），人口约4500万左右。但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超过50%，到唐初仅有2500万（还有一说为1000万）。唐朝一统后，至安史之乱前夕的755年，又增至约9000万，达到新高峰。安史之乱后，人口又暴跌，只有2000至3000万左右。历史上王朝初期多与民修养，鼓励农桑，轻税薄赋，有好的政策引导，再加上中国人民勤劳朴实的性格，辛勤劳作之下，人民逐渐温饱有余，容易形成盛世，如文景之治、明章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都是这样产生的。但随着时间前行，统治阶层不断繁衍，为维持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唯有土地兼并才能增加产出。而老百姓按25-30年算一代人，10代以后，人口就会呈指数级增长，随着土地兼并的加重，必然导致土地分配不足。当百姓手中的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人活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挺而走险。造反、起义就会层出不穷，战乱不断消耗人口，直到新的阶级推翻旧有阶级，资源再次分配，达到平衡，社会就会再次稳定，这就是王朝300年周期律的魔咒。
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开国→盛世→衰落→中兴→衰落→灭亡。华夏上下5000年，为什么跳不出人亡政息的怪圈？
因为王朝的衰落都是社会矛盾激化造成。我们再以土地兼并为例。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朝康熙年间的摊丁入亩制度等都是为了缓和这一矛盾，维持统治。每一项政策的颁布，在当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最终均还是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中。究其原因，有吏治影响，有官府效率影响，有利益阶层的阻碍影响等。但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古代实行的是精英政治，读的起书的只有极少数人，大量基层民众目不识丁，舆论和话语权掌握在少数士人手里。在信息传播不畅的古代，只有极少数精英才了解国家大势，同时皇权和精英阶层又是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决策本就缺少监督，不管是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斗争，还是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整，政策本就有失公允，执行中偏差更大，受到伤害的永远是基层民众。这种情况下，矛盾只能缓和，得不到有效解决，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就会出现。
要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就不得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1945年7月，黄炎培应邀去延安，他与毛泽东主席谈起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毛二人的对话后来被人们传为“窑洞对”。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柏坡进京“赶考”，开始了用民主破解历史周期律的不懈探索之路，有了民主建设之路的不断前进，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