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也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的基础，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如果参与市场行为的所有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那么依靠“理性”这个“看不见的手”去自动调节经济活动，整个市场经济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体最优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答案是不一定，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在某市场经济管理部门管辖的范围内，有2家公司A和B，A和B均为高科技公司，两家公司为同一行业且相互之间是竞争关系，其中A企业的创始人战略眼光独到，管理富有成效，产品质量适应市场的需求，且公司上下团结一心刻苦奋斗，通过不懈努力将A企业做成了行业龙头，占据了超过70%的市场份额，且市场份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B公司因为管理层的一些决策失误和用人不当，导致公司的市场份额一步步被A公司蚕食，生存空间被挤压在很狭窄的一个空间内，处境艰难。
图二
在此背景下，按照西方经济学帕累托最优的原则：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在确定的资源和市场主体情况下，如果存在帕累托改进，那这个系统就不是帕累托最优，要达到帕累托最优就需要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况下，使得其中一方变得更好，结果会趋近于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市场经济管理部门推出来看起来比较“公平”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并未损害A公司的利益，但对于B公司发展更有利，目的是让经济系统趋向于最优。
市场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推出后的结果如下：B公司处境并未因为市场管理部门的政策支持而变得更好，相反，A公司以超出B公司市场估值10%的价格将B公司兼并，最终结果是A公司在这个经济系统中的唯一企业，形成了垄断。我们都知道，垄断是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效率最差的形态。
图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问题恰恰就出在了“理性人”的假设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有隐含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市场主体的“理性人”假设必须建立在崇高的道德标准的基础之上。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要达到西方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却需要道德来对人进行约束，这是不是一个让您大吃一惊的结论呢？
道德是人在社会中行为的最高标准，道德的标准的核心是“利他”，这是最高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说，道德要求人思考的起点是：我的行为如何能够更利于他人。而市场经济“理性人”的假设的核心是“自利”，即市场经济中个体思考的起点是：我应该如何做才能给“我”带来更大的利益。道德的要求和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从根本上说走的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而帕累托最优本质的要求是经济系统中的每个个体都能够有崇高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能够站在上帝视角去看待整个经济行为，从而做出最有利于经济系统内外要求的选择。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结论—“理性人”悖论，是不是很有意思的结论？
图四
再进一步讲，一种土壤培育一种文化，文化决定了这种土壤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进一步生成现代社会的讲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底层逻辑。西方文化培育出以“自利”为基础的文化，在此文化基础上形成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中国的土壤培育出了中国人以“利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细化到人生目标上就是对崇高道德的追求。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
所以，要把西方经济学从死胡同中拉出来必须靠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只有崇高的道德标准才能让市场主体现在系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让市场主体做出局部的牺牲去服务大局，从而达到经济系统的最优。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所在，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所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
